1980年，沈醉到香港看望前妻栗燕萍，她得知后，惊慌地对现任丈夫说：“到时候他可能会扇我耳光，你可千万别还手！”然而见面后，沈醉一番话，让栗燕萍泣不成声。
1980年秋天，沈醉拿到去香港的通行证时，心里翻腾了好些陈年旧事。他坐在屋里，把那张证件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老伴杜雪洁端了杯茶过来，轻声说：“想去就去吧，见了面把话说开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沈醉点点头，脑海里却不断闪出栗燕萍年轻时的模样——那个他亏欠最多的女人。
时间得往回倒四十二年。1938年，沈醉在湖南临澧的特务训练班当教官，班里有个女学员叫栗燕萍，出身长沙大户人家，刚满十八岁，一双眼睛又亮又倔。
有天傍晚，几个学员去河边游泳，栗燕萍水性不好，游着游着腿抽了筋，人直往深水里沉。沈醉恰好在岸边散步，听见呼救，衣服都没脱就跳下去，把人拖了上来。栗燕萍缓过劲后，红着脸道谢，沈醉倒有些不好意思，摆摆手说：“以后小心些。”
那之后，两人见面就多了几分说不清的亲近。不久，沈醉要回湘潭老家看母亲，栗燕萍正好接到电报说父亲病危，急得要赶回长沙。沈醉便陪她一道走。到了长沙，栗燕萍求他一块儿进家门坐坐，沈醉没多想就答应了。
病榻上的栗父已经瘦得脱了相，恍惚间见女儿领了个挺拔青年进来，竟一把抓住沈醉的手，声音断断续续：“燕萍……交给你了……”沈醉一愣，可看着老人眼里那点最后的期盼，鬼使神差地点了头。老人这才合眼，像是了了桩大心事。
回到湘潭，沈醉把这事告诉母亲。母亲沉默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既然应了人家临终的话，就得守信用，不能辜负那姑娘。”沈醉本对栗燕萍有情，加上母亲发了话，便下决心娶她。可军统家规严，内部人员不准擅自结婚。
沈醉急中生智，托姐夫余乐醒到戴笠跟前活动，编了一套“自幼定亲”的说法，说两人是娃娃亲，如今奉父母遗命完婚。戴笠听了虽半信半疑，碍于情面也没再追究。
婚后，栗燕萍辞了职，一门心思扑在家里。那十一年里，她为沈醉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，颠沛流离中，她总是把孩子护得紧紧的。沈醉在外面再忙再险，回来总能喝上一口热汤，栗燕萍就像个定盘的星，让他觉着日子再难也有个奔头。
1949年，一切都碎了。沈醉在云南被关押，消息传到重庆，栗燕萍慌了神。她草草收拾细软，拖着六个孩子混在逃难人群里，辗转到了香港。香港的日子举目无亲，她手里那点钱没撑多久，又被人连骗带坑折了大半。
最难的时候，她一天只吃一顿饭，把干粮省给孩子们。更绝望的是，到处都在传沈醉已被枪决，台湾那边甚至把“沈醉”的牌位摆进了忠烈祠。栗燕萍哭过无数回，最后看着几张饿得发青的小脸，狠狠心，改了嫁。
墙里墙外，音讯渺茫。沈醉在狱中起初也是浑浑噩噩，后来经过漫长的学习和反省，整个人慢慢变了。他学会了种菜、补衣服，学会安静地读书，也学会反思自己走过的路。
1960年，他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走出监狱，第一件事就是找栗燕萍和孩子们。组织上帮他多方打听，终于联系上了香港那边。沈醉提笔写信，劝栗燕萍带孩子回来，信里字字恳切，写了好几张纸。
可栗燕萍已为人妻，旧情难续。她捧着信哭了许久，最后把小女儿沈美娟送回北京，让她跟着父亲。自己则与沈醉正式办了离婚。沈醉见到小女儿那天，心里既欢喜又酸楚，想着孩子们这些年吃的苦，眼圈红了好几回。后来在组织关心下，他和护士杜雪洁结了婚，日子总算安稳下来。
只是沈醉心里一直有个结。他想当面看一眼栗燕萍，不是要责怪，也不是要重圆，就只想说一声“对不住”，再把压了半辈子的愧疚当面放下。所以当1980年通行证下来时，他毫不犹豫就动身了。
消息提前传到香港，栗燕萍心里七上八下。她坐立不安地对现任丈夫说：“他要是扇我耳光，你千万别还手……这是我欠他的。”她想象着沈醉会满脸怒气，或者满口责备，甚至做好了被当众羞辱的准备。
没想到，见面的那一刻全然不同。沈醉走进屋子，一眼看见头发花白的栗燕萍，竟快步上前，双手握住了她冰凉的手，脸上是真切的笑：“燕萍，这些年，苦了你和孩子们了。”
栗燕萍一下子蒙了。沈醉转头对她丈夫点点头，诚恳地说：“多谢你照顾他们，往后咱们都往前看。燕萍，我就把你当亲妹子，行吗？”
栗燕萍绷了几十年的弦突然断了，眼泪哗哗淌下来，堵在嗓子眼里的千言万语，全化作泣不成声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曾经冷硬的男人，会说出这样暖心的话。
回到北京后，沈醉像卸下一副重担，和杜雪洁的日子过得更加恬淡。杜雪洁不能生育，外孙便常来走动，家里多了不少童声。他有时翻翻旧相片，跟老伴讲：“人这一世，好多事身不由己，最后能落个心安，就知足了。”
而香港那边，栗燕萍也终于从愧疚里挣脱出来，偶尔写信过来，开头的称呼已经成了“大哥”。一段被乱世撕碎的情缘，在晚年补上了些许暖意，这大概就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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